英国病人的导演死了
几个关于英国病人的影评
摄于1996年的《英国病人》是一部辉煌灿烂、感人至深的电影,在翌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它获得了罕见的胜利——获12项提名和9项大奖.在此之前只有《宾虚》、《西区故事》得奖超过了它(之后是《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英国病人》与《琪琪》、《末代皇帝》并列奥斯卡得奖数第三。
《英国病人》改编自加拿大著名作家翁达杰的同名小说。小说曾获布克奖等多项文学奖,导演明格拉深爱这部作品,花费极大心力将这部被认为很难以影像表达的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小说中原有两个互相交织的爱情故事,明格拉削弱其中女护士与印度工兵基普的戏份,突出匈牙利男爵艾马殊与英国女子嘉芙莲炽烈哀婉的爱情故事。而两段爱情又被放置在战争环境、民族差异的大背景中展开,让历史的强悍力量切入个人生活,展现纷飞战火对绚烂爱情的破坏,从而引发出关于时代、民族、战争、个人命运等的思索,使电影成为一部充满史诗色彩的爱情片,或充满爱情魅力的史诗片。
影片在感人之余,似有两处最易引起争议的内容:一是艾马殊和嘉芙莲的爱情是否道德,因为这是一场婚外恋;二是艾马殊为救嘉芙莲,把地图交给德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公认为不正义的一方)以换取飞机,按传统的观点看,这一行为严重到了“叛国投敌”的程度。但是这两种行为在影片中都得到了同情和谅解,尤其是艾马殊和嘉芙莲的爱情,被渲染得如诗如画、回肠荡气。艺术一般来说不需要成为道德课本,但也不宜诲淫诲盗,那么,艺术与道德的双人舞,究竟怎样跳才算美好?
文艺在历史上曾长期担负着宣扬和维护道德的责任,这种职责被命名为“文以载道”或“寓教于乐”。19世纪中期,唯美主义艺术家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于是,在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极端态度——道德主义与唯美主义。前一派认为文艺应当直接与道德律令相关,“美”必须服从“善”;后一派则主张文艺以表现“美”为己任,不必对读者的道德水平负责。
唯美主义的主张虽然偏颇,但它提醒人们注意到艺术的特殊性:好的艺术作品必须塑造个性鲜活的人物,而要描绘丰富的个性、要展望人性的自由发展,就不时会触碰到道德的边界。完全合格的道德楷模只能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是某种“套中人”。
艺术之所以不能与道德贴得太近,还在于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现象:在历史上,所谓的“道德”从来没有一以贯之的标准,许多在某一时代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条令,后世却觉得荒唐严苛。极端的譬如中国宋代开始流播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贞操”观(有女子不慎被男人碰了一下手,竟将自己整只手臂砍下)、印度寡妇为丈夫殉葬的制度;此外如一夫多妻制符合中国古代道德观而不容于现代社会,同性恋过去被视为不道德而现在逐步得到宽容,等等。尼采一语中的:“就道德的保守性而言,道德很不道德。”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艺术经常无可避免地要表现人们的伦理生活,并或隐或显地表明其褒贬立场。然而艺术又不等于伦理道德,不能把文艺当成道德课本、简单地用现行标准去褒扬或批判艺术作品。艺术的教化功能首先在于开拓人的眼界和胸襟,让我们看到广阔而丰富的生活世界,展示情感、精神之各个层次的音调与光谱。相对于道德,艺术以更为丰富的方式呈现人的个性,以更为曲折潜隐的力道提升人的精神,张扬人最优秀的本质力量,这才是艺术特殊的伦理意义所在。
一般来说,通俗类艺术作品大都不会触犯既定道德习俗,其立场多趋于保守;优秀作品则常常挑战现有规范,呈现出某种复杂含混的状态,但正是在那种复杂含混中,暗示出某种超前性的伦理境界。伟大的艺术作品将超越一时一地的道德规章,昭示最崇高丰富的理想人性。
《英国病人》严格来说不能算“伟大”的作品,从其改编原著、突出爱情故事的设计来看,多少有些煽情、迎合观众的成分。但它足够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尤其在“爱情与道德”、“战争与道德”两个方面,《英国病人》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并且暗示了某种超前、理想的伦理境界。
英国病人》的道德禁忌一开始就显露:嘉芙莲出场时已是有夫之妇。艾马殊明显地被她吸引,但又强烈地感觉到禁忌横亘在他们之间。嘉芙莲也对面貌英俊、眼神深邃的艾马殊有感应。他们在集市上、舞会中不断相遇,二人极力压抑着心中情愫。直到汽车翻下沙坡,他和她留守待救,晚上又遇沙暴,二人躲进狭小的车厢避难,彼此暗地倾慕的两个人被外力聚拢在一起,终于突破矜持显露心迹。
从相识到表白心意,故事都发生在沙漠,这并非偶然:沙漠这一特殊环境和艾马殊的沙漠学者身份,暗暗促动了故事的发展——
沙漠是个道德约束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在这里,自然的力量强悍凶猛,文明的束缚与牵绊则暂时隐退。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文明规则不得不向大自然让步,面对自然的暴力,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彼此相惜的生命、赤诚相对的心灵。当人与人并肩抵抗自然的暴虐时,容易产生同甘苦共患难的惺惺相惜之感;当人面对博大壮美的大自然时,更能听清自己内心纯真的欲求与渴望。艾马殊与嘉芙莲的爱情得以暂忘世俗规则,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
艾马殊的职业是研究沙漠。长年与粗旷壮美的自然打交道,使他看淡许多世俗规则:国籍、国界、政治派别……在宏美壮丽的自然面前,这些概念显得生硬无力。小说原著中对艾马殊的性情有详尽的描写:他与考察队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们只“为纬度和七百年前的事而争吵”,“只对不可以买卖的东西感兴趣,丝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职业与环境使他成为一个看透文明矫饰、只关注事物本质的人。
嘉芙莲外表优雅、内心强韧。她表面上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在英国海岸优裕的家庭长大,与青梅竹马的朋友杰佛结婚,并陪丈夫出门考察。但她内心有强大的能量,并未在这种生活中挥洒尽。影片为她的“出轨”所作的铺垫是:她本来并未主动爱上杰佛,在他努力追求下方同意成婚。嘉芙莲和杰佛的感情是波澜不惊、水到渠成式的。她心里某个角落似乎还隐藏着一点火种,是青梅竹马的丈夫无法点燃的。
影片的场景在沙漠和城市(开罗)之间来回切换,道德禁忌的强弱也随之变化,呈现出“沙漠-弱”、“开罗-强”的态势。嘉芙莲与艾马殊在风暴之夜后已经互明心迹,但回到开罗旅馆时,她请他进去坐坐,他却停步,用她丈夫的姓叫了她一声:“基夫顿夫人”,凝重悲伤的两个单词,说明道德禁令已经回到他身上、钳制了他,她黯然转身而去……荒漠代表没有道德束缚的自由天堂,城市则是被文明浸染、被规则切割了的牢狱。超越禁忌的爱情,在两个世界、两种律令中挣扎。每一次试图疏离的结果,只是让爱意更深沉热烈,爱情在挣扎中越来越激昂坚韧。
起初这段感情中似乎还有相当成分来自异性相吸的本能冲动,但随着两颗灵魂的日益靠近,爱情越来越深邃纯粹。就心灵的密合度来说,杰佛反而日益变成外人。艾马殊和嘉芙莲的爱情放射出越来越美丽和强大的光芒,他们的生命从这爱情中获得最大的狂喜和幸福,再强大的力量——战争、死亡都无法扼杀这份爱情。观众越来越倾向于同情、认可、赞赏他们。可以说,这份爱情之所以能战胜观众的传统道德观,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爱情的动人,来自于审美的力量。
大伦理与小道德——谈《英国病人》(3)
文艺史上质疑婚姻戒律的作品并不少,文学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电影如《廊桥遗梦》、《失乐园》、《走出非洲》等等,这些作品里几乎所有的婚姻陷入了乏味无趣的境地,生活有如一潭死水,毫无乐趣,于是主人公在遇到某位充满活力、自由浪漫的外来者时,便不由自主地与之发生恋情。这样的作品如果出现在19世纪,会显得惊世骇俗,甚至惊动法庭来审理(《包法利夫人》即被当作道德败坏之作审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日后渐渐得到了宽容和理解。这说明什么?并不是现代人要彻底废弃婚姻制度,从善意的角度看应该是:向往自由、丰富、精彩的生活是人类之天性,倘若婚内的生活能够丰富多彩、生机勃勃(少数优质的婚姻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人们就不会质疑婚姻,但现实中的不少婚姻往往限制了生活空间的拓展,因此才会产生这类作品。
《英国病人》比上述作品要更激进一些:嘉芙莲与杰佛的婚姻是正常的联姻,并没有被迫或功利的成分;杰佛是一个善良体贴的丈夫,嘉芙莲对他也颇有感情。这使得本片的道德立场显得有些暧昧难辨,为它辩护必须花更多的力气。或许正因为如此,影片中杰佛、嘉芙莲、艾马殊都先后死去,才使得他们曾经面对的道德困境不解自破。尤其是嘉芙莲哀婉的死亡、艾马殊为救她付出的艰辛,以及他后来对她的绵长怀念,都使这段爱情显得更加凄美动人。但是,即便死亡没有插手解决这个三角恋,我们也能感到电影的倾向:更符合人性、更能帮助生命走向优质、丰富境界的爱情(亦即艾马殊与嘉芙莲的爱情),其价值更高。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对“道德”和“伦理”作一概念区分,以便进一步探讨《英国病人》的道德立场。
从严格意义上说,“道德”指某个社会现行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它常常以明确的条令形式出现,主要限于操作层面;“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对道德之起源、发展的考察,努力超越现有道德的时效性,探索人类未来理想的行为准则和生存的至善境界。道德有较强的时代性,受到较多因素如宗教、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往往在时过境迁之后,许多道德准则就会失效。伦理学固然也要受研究者的时代局限,但伦理学家一般视野更宽泛,心态更宽容,他们力图探寻更符合人性、更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理想。根据这个区分,中国古代的寡妇守节符合道德,但不符合伦理;安娜·卡列尼娜离开卡列宁违反了道德,但没有违背伦理。而前述多部反映婚外恋的影片,也是在伦理立场上让自己站住了脚。所以理论家帕克说“艺术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合乎伦理的,同时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道德的。”
人类的伦理理想总比过去时代的道德目标更宽广和丰富,所以社会的发展势必引起道德规范的不断改变。道德规约是实现伦理理想的阶梯,如果说伦理是“大善”,道德则是“小善”。厘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艺术对于实际道德体制的冲击和挑战,与其对美好伦理的呼唤并不构成任何矛盾。”艺术原本应当比其它人文科学更多自由度和自主性,因此它的伦理意义也常常拥有超道德性。“文学重新审判,文学施行大赦,它提供未来的道德标准。”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一定要塑造道德楷模,但它们应该有伦理关怀。
由此反观《英国病人》,其伦理立场就很清楚了——主人公突破了婚姻戒律,是因为他们有更深沉挚烈的爱情;他们为欲望解禁,却并未停留在纵欲交欢的层面上。两位主人公的爱情使他们的精神更丰富、灵魂更欢乐,使他们的生命走向“大善”。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佳作,那些只为破戒而破戒、为纵欲而纵欲的作品,则连“小善”也没有。艺术作品的“破戒”是为了让人性从种种禁锢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艺术对现行道德的挑战,旨在帮助人们建立更为丰富的人格,活得更加幸福完满。
从道德的历史变迁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现代伦理日益从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的神坛走向非理性主义的园地,从某种赎罪受苦原则转向享乐主义,从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个人的性情和意愿越来越受到宽容和尊重,多样性的生存方式也日益得到理解。这其中或许有过于轻飘和自私的倾向,但总的来说,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基础上,尊重个性、追求幸福应当是未来的道德走向。这也是《英国病人》透露出来的伦理倾向。
天国无界
与爱情伦理相似,《英国病人》在对待战争、国籍的问题上,也显示出超越性的伦理立场。
嘉芙莲与艾马殊的热烈爱情冲破一切世俗戒律,迸发出美丽的光焰。然而,这份爱情却被强大而残酷的战争碾碎。本来是个人的情感故事,被放置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纠缠起来,个人不得不承受历史浩劫带来的苦难。
战争在参战国的宣传中,总是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和极其正义的目标,其“正义”外衣下隐藏的却往往是统治者的卑劣用心。历史上有许多征战其实只是为了掠夺土地、抢劫财物或人口。当然,也有一些战争,其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相当清楚,本片反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历史话语中,都是盟国(正义方)与纳粹德国(非正义方)的战争。这应该是不容置疑的,面对纳粹这种极端恶劣而凶暴的敌人,和平主义只会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姑息纵容恶行。然而《英国病人》恰恰让主人公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一件挑战道德的事:艾马殊为了救嘉芙莲,把沙漠地图给了德军以换取飞机。
当然,影片交代了这一行为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嘉芙莲重伤躺在山洞,艾马殊千辛万苦找到英军请求救助,却因他奇特的匈牙利名字和急躁的行为引起怀疑,被当作德国间谍抓起来;逃跑出来的艾马殊此时别无选择,他只有两条路可走——1, 放弃救嘉芙莲,2, 向德军求助。而他是那么深爱嘉芙莲,让他坐视不救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只剩下第二条路。
影片隐约透露出来的倾向是:无须过多地讨论出让地图的对错,彼时彼地艾马殊别无选择。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此片所持的立场是:最根本的罪魁祸首是战争,无论是否有一方代表正义,战争都给人类带来灾难。战争毁灭人的所有希冀和梦想,使爱情破碎、忠诚失效、信任消失。它攫取了人们的生命或健康,扼杀了生存的前景和可能,把生活变成一片瓦砾。或许我们应该说,这部影片并不重在讨论这场具体的战争(二战)的正义与否(就像大卫质问艾马殊“你出卖地图会让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艾马殊反驳道“早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死掉了”),而是要借助这一大背景来展现个人在无论什么战争中的痛苦境遇,表达对和平安宁的生存环境的向往,颂扬爱情的辉煌与美丽。
护士汉娜的感悟即是如此:“这场战争是一出丑剧,国家的血压升高了”,她打算“再不听任别人发号施令,也不会为任何伟大的目的尽什么义务,只打算照顾英国病人”。所有的政治、宗教口号在这里都失效了,传统的英雄道德、为某种主义捐躯的口号也不再能振奋人心,她只是一个被战争击伤的普通人,只余下看护病人的人道主义温情。
这部电影既可以说是一部反战电影,也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消除界限”的电影,它要消除的是国家、种族、等级、身份等各种界限——战争使不同国籍的人遭受苦难,但人性却没有国界,当一切外在的隔阂都消除之后,人与人之间才有可能在人道主义这一基本人性基础上获得谅解、结下隽永美好的情谊。
对“界限”的质疑其实在电影片名上就已经体现出来——艾马殊是匈牙利人,但受伤后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只好称他为“英国病人”。此前他因为被英国军官误认为德国人而失去救助嘉芙莲的机会,又因为驾驶德国飞机而被击落地面,还因为将地图给了德国人背上间谍罪名并导致好友马铎自杀——“国籍”二字给他带来多少致命创伤。终于,只有在他烧伤至面目全非、身体也衰弱到毫无作为的时候,才摆脱了关于国别、政治立场等等致命问题。在那张五官模糊表情难辨的面孔下,他终于成为一个没有固定身份的人,摆脱了各种“界限”,获得宽容和自由。
“艺术家应该给观赏者揭示出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局限性,并给他开拓新的视野”。影片中的许多情节都在表现这种“超越界限”的理念:沙漠考察队是一支“多国部队”,马铎来自英国,艾马殊是匈牙利人,另外还有本地的阿拉伯人,他们齐心探测融洽无间。加拿大护士汉娜与印度工兵基普的爱情不仅超越了国界,超越了宗教信仰(基普是锡克教徒),而且由于印度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在世俗眼光里印度人低人一等,所以他们的爱情也逾越了等级观念。汉娜在修道院找到钢琴时弹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曲子,并和基普开玩笑说弹奏巴赫的音乐应该不会引爆德国人埋下的炸弹,暗示了“艺术无国界”——即使在跟德国人打仗,优秀的德国音乐仍然可以为世人共享。基普与汉娜观赏意大利修道院壁画那一节,极为浪漫动人,亦说明了艺术超越时空的魅力……到影片结束时,修道院中来自三个国家的四个人:匈牙利的艾马殊、加拿大的汉娜和大卫、印度的基普消除了彼此的隔阂,治愈了战争带来的创伤,活着的人各自走向新的生活(艾马殊则到天国去与嘉芙莲相聚了),这是一个界限消融、理想和勇气重生的结局,在消除国家、政治、宗教、种族等等界限后,每个人得以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除了以上对片中情节的理解外,这部电影反战的伦理立场还可以影片外找到原因:
导演明格拉祖籍意大利,但自幼移民到英国小镇。从小以“外国人”身份与人相处,那种没有归属感的体验使他对“国籍”、“身份”问题十分敏感。因此有关“身份不明”小说《英国病人》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而他和小说作者一样,坚定地从超越“民族主义”、“政治立场”的角度去思考和抨击战争,试图在消解一切外力强加的“身份”之后探讨真实人性。明格拉拍完《英国病人》,又于2003年拍了相似题材的电影《冷山》,且在新片中仍持同一立场:对美国南北战争的正义与否不作评判,反而把“逃跑”当作正面行为——男主角英曼心中只秉持着对家园和爱人的眷恋,坚定地进行着对战争的逃离。在这两部电影中,人性与爱情都成为主调,它们以深厚的内蕴和坚定的语气,反对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戗害,赞同个人对幸福与安宁的追求。
所以,从“道德”与“伦理”角度看,《英国病人》无论展现爱情还是面对战争,都秉持同一立场——立足于个体生命,探讨最符合个性发展与个人幸福的伦理境界。影片之所以获得高度评价,正是因为它在挑战“道德”的表面之下隐藏着另一种“善”,呼唤着人性中最美好的事物。
结语:
艾马殊厌恶现实中的国界划分,在他看来,在莽苍大地上划出界线并以某个国家的名义命名是虚伪的,他喜欢的占有和命名是另一种:来自爱情。他迷恋嘉芙莲锁骨之间的凹陷,声称“它属于我了,我要请皇帝命名为艾马殊海峡。”
倘若地球上只有这样浪漫的虚拟国界,世界会非常美好。
嘉芙莲最后的话语可以作为结语,它们是这部优秀电影要为我们展现的至善至美的境界:
“我已别无所求了,只想跟着你漫步天国,带同一些朋友,去一个没有地图的乐土。
我们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并非那种画在地图上、只用强人的姓名来命名的疆界。
我们魂归天国,那里充满沐浴在爱河的人,不分种族。
……”
天国无界。(完)有关键情节泄露 有不合适内容
long time no see... :)
最近冬眠了很长时间啊。。。
春天来了,姐姐~
已经被春天的雷声惊醒了, blog上花红柳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