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

双目失明后，阿炳的命运在其眼前一片漆黑的一刹那，被确定下来了，他已没有了丝毫挣扎的余地，身上的力气全用尽了。他开始走上了那条上街卖艺、乞讨为生的末路。他融入了中国普通百姓里命运最悲惨的那一类人的行列。乞丐那常年不变的身份标志是：草绳子、破衣烂鞋和一只等待施舍的瘦骨嶙峋的手，一只发黑的手，以及听天由命的微微佝偻的肩背，遭遇饥饿和寒冷、遭遇人们白眼或辱骂时的默默无语以及肮脏的外表--这其中有一部分细节或许是作戏剧性伪装的--为生计所迫。但阿炳没有这类琐屑的伪装。在妻子董翠娣的照应呵护下，他每天外出时仍旧尽可能穿上家中仅有的最体面的衣裳，虽然大多破旧不堪，但都经过缝补、洗干净了。他的手总要比别的乞丐洗得干净，他毕竟是卖艺的，而且仍是无锡城里技艺最出众的艺人。他正式启用艺名“瞎子阿炳”行世--“灵感”来自大街上。这一艺名是经他本人首肯的，说明了他面对自身境遇的不咸不淡的心态，其中亦有一些处乱不惊的自我解嘲，一种骨头很硬的幽默感。

　　这时的阿炳已经超越了生，进入了死亡的崇高境界。他默默地放弃了一部分生命的嘈杂和欲念，在为自己的死亡作准备。他生命的后二十多年，都给人以这样一种心情宁静坦然的感觉，而他生命之中的前后五十多年，则给人以暴烈与宁静、炽热与冷漠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中间的七八年，恰好以他一右一左相继失明的眼睛为痛苦醒目的界线。尘世的一切得失善恶、利益冲突都随光明世界的骤然退却而永久消逝了，剩下的则是一个无色无欲、永恒的黑夜。这永恒的黑夜渐渐给予这名乡村纯朴的孩子以一种新鲜而奇异的力量。现在，他倚赖于这种清醒而孤寂的力量，坚如磐石地支撑着自己伤残的身躯在市井中活着，活下去！一年一年地持续着他那人类音乐史上最惊人的一个流亡者灵魂的杜鹃泣血般的吟唱。他的每一曲吟唱都为他换来每天的饭食，但更多的获取，却是他那在畸型社会的压迫下，仍然顽强跳动的一名歌者的心灵。他从未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即使在双目失明的不幸境遇里。他属于人类中少数几名真正坚信并且最终看到了神圣的曙光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在生命中悉心领悟，并且学会死亡这一门具有罕见的诗意的课程--阿炳却学到了！当他行走在他那风雨飘摇的人生途中，他承受了一切人所可能承受的最离奇非凡的痛苦，这痛苦凝聚起来，最终成为他内心或灵魂世界里一种别人难以超越的境界，而在这一超常境界里，死亡慢慢地成了他手指间的一段和弦，一个纯美之极的歌声，那歌声直插云霄，萦绕在虚幻的九天之上。暴风雨过去了，留给世人的是一片雨过天晴、明净碧翠的世界。阿炳又在他那双瞎掉的眼睛里面，找回了自己年轻的心情，和从不知道人生的得失轻重的一个混沌初开的快乐少年的世界！

　　闲暇时，他用得最多的乐器，仍是那把家传的红木胡琴，经常拉的乐曲，也仍是那首象征了自己一生命运的《二泉映月》--温柔、凄苦、文雅、愤恨、宁静、不安诸多情感相交织的宛如夜之皓月一般的乐曲。他将此乐曲视为自己的眼珠一样重要。他仍在不断地修改它，对乐思、节奏加以润色，他要在自己的遭遇上再追加上一段遭遇：音乐的遭遇！同样，他也想在痛苦上再追加一种痛苦：音乐的痛苦。这一切，正是艺术臻于完善的崇高境界！

　　在他出入酒肆茶楼所用的节目单上，这首曲子暂时用的题目是：《惠山二泉》--一直到他临终的前半年，他才以一名创造者的胜利的口吻，向外人宣布，它的名字叫：《二泉映月》--

　　阿炳把自己的生命锤炼成了东方的树荫下或广袤的荒漠中的一潭深水。夜晚的月光下，远看，黑乎乎一片，无声无息，甚至有一点猥亵、肮脏；近看，或者在大白天里走近它，却是一汪泛动着无数微风和涟漪的澄澈明净的清泉……汩汩的清泉源自大地的深处，源自自然神秘且深沉的怀抱。

　　这里，同样验证了诗人布罗茨基的两段话：“磨砺速度是作者的自画像，更是对天体物理透彻的理解……”“他奔跑，直至找到空间。空间的尽头，他撞上了时间……”

　　有关阿炳生平的另一个令人叹惋的情况是，在他眼睛瞎掉之后，无锡城里的人似乎就失却了关于他的记忆。大家都心照不宣了，包括他的同行和熟人以及喜欢听他拉胡琴的人，都觉得这名从小孤儿出身的道士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是的，他不会再有别的作为了，除了沿街乞讨卖艺，就只好坐在家里等死了。阿炳三十多岁之前，别人还能够方方面面说一些有关他的好多事情：他小时候的顽劣，他的父亲，他那位谜一般消失的生母，以及他长大之后的逛妓院，出入三教九流云集的场所等等……三十几岁之后，别人至多提起他的是哪一年去世，或者在酒肆茶楼中卖艺的情景。甚至，有的人碰巧很偶然地在街巷中碰到阿炳夫妇，竟会瞪起很吃惊的眼睛大声说：“嗯？这个人还活着？”仿佛迎面撞见的是他的前世。

　　因而，资料中的或民间传说中的瞎子阿炳，在双目失明上街卖艺之后的生活，就留下了大段大段令人遗憾的空白。例如：1928年到1937年之间漫长的十年，阿炳夫妇就仿佛从无锡街头消失了；或者，他成了街头巷尾沦落到生活最底层的穷卖艺人形象的一个抽象符号；一个人们司空见惯但却视若无睹的街头景象。往往是佝偻下身子的董翠娣在前面走，用一根细竹竿或一把折扇牵着丈夫的手；高个子、神色苍凉而傲慢的阿炳走在后面，身上背满了各种乐器，他因为眼睛看不见，挺直的上身痛苦地僵硬着，不像正常人走路那样，头部和肩背略略前倾--瞎子阿炳走路的姿态反而是颇为滑稽地要往后倒。看不见的双眼朝天，本能地向往更为辽远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漫长的十年里，他的生活也因为有了这个叫作董翠娣的女人--一个做他妻子的女人的照顾，很多事情，就相应地有了规律。宛如山林里跌荡的瀑布，流泻到了深深的谷底，阿炳的生活进入了一片平静如镜的水域。

　　可以想见，这十年里，有钱人家、富豪子弟或本地所谓的文人墨客，大多对他失去了兴致。阿炳本人也彻底混迹于穷人、平民百姓、街头乞丐的行列之中，成了终日和小市民为伍的社会底层中的一员。他那少年气盛的脾气，出了名的倔犟劲头，也平息了一大半。他终日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世界里，他开始休息，进入像蛇一样的冬眠状态。三十多年里，这是他第一次允许自己平静下来。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再也不能够像一名被激怒的斗士跃向命运的敌阵。他每天所依赖的，只是苦命的妻子董翠娣的手--妻子的声音及走动几乎成了他自己外在的走动；成了他和以他为敌的空间之间订立下的一条无声的盟约。他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遵守这一盟约。有时他会在自己的床前摔倒，有时他撞倒了一个水果摊，一张茶馆走廊里光天化日之下的椅子，像一名不中用的老人，而他的年龄，才四十岁不到……他的嘴角挂着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苦笑，他决不是笑别人，或者像从前那样笑这个世界，而是确确切切地在笑自己———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可笑，眼睛瞎掉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他千百次地和自己对话，询问自己一些往昔的秘而不宣的事情，有时在乐器上，有时在心里面。别人在嘈杂的大街上行走，为一点点世俗的蝇头小利而终日奔走，他却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行走。他心里面的那一双眼睛越来越亮，仿佛终日在大街上梦游。他终于找到了自己长期以来所为之寻觅的蔑视人世的终极方式。他以自己内心的黑暗去衡量世界的黑暗，他们之间终将会比较出一个高下来。他像一名赌徒，慷慨地偿付掉了自己的赌金，而命运的计分牌仍在神秘的数字和色块之间转动，最终的结果一时还说不上来。别人以为他输掉了，有一段时间里，他也相信自己真的是血本无归，头脑中出现了失败的疯狂幻觉。但是，他听到了时间的消失，宛如昼夜交替中逝去的光阴的“格格”声，那声音日复一日在他的卖唱生涯中，在他的胡琴上，在妻子心里感到难受时的呻吟声中……变得清晰起来。他的耳朵关注这个声音，他全神贯注地一言不发，他对输赢的结局已经不在乎了，他在乎的是这神秘创世的赌局本身，以一名追求完美者的近乎残忍的心态……

　　阿炳成年以后的性格里有一种惊人的隐忍，对世道人心深刻的怀疑，这和他孩提时代的天真顽皮恰成对比。阿炳是经历了生命中最大限度的悬殊的火与冰境界的人。他让这一境界以音乐的形式渲染出来。他把他对人世、生命的终极见解，凝聚在胡琴或琵琶的弦上。可以听得出来，他性情中最大的成分，仍旧是爱……

　　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古朴爱情。阿炳的音乐作品跟他同时代的很多创作都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不同！中间划出了一道很清晰的界线。表面上看，在音乐理想上他是最远离他那个时代命运的艺术家，但时间最终已经证明，阿炳恰恰是那个动荡不宁的乱世年代在音乐上奉献出的第一发言人。可以说，这得益于古代中国存留在像阿炳这样一名民间艺人身上的光辉灿烂的自然……一份天才的悟性。他既不去刻意反对什么，也不人为地追求什么；在阿炳一生的品质中，人们可以发现，最终领悟到一种古希腊神话自豪感里巨人般的隐忍、顺从。在这一痛苦难言的隐忍、顺从后面，是一种更为静寂、优美的聆听，他只是在聆听，在命运一次又一次将之推入苦难的深渊之际。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耳朵里的世界，耳朵里的信仰。悠久的古代中国的自然山水气息，在阿炳身上是最为充沛。他天生就沐浴在这层光辉里。他长大之后，也充分享受了这一份气息在自己乐器上的流露。1956年在北京问世的《梁祝》，其音乐空间仍旧是有限的，可以说，对于向往西方精神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比较富有优雅感人的魅力。我并不否认，《梁祝》是中国现代最光辉灿烂的音乐作品之一，我只是想说，在艺人阿炳身上，我们是否还能领悟得更多。在阿炳身上，我们隐约看出这么一个创作思想：他既没有看到任何虚假社会的到来，对聂耳、冼星海他们的民族救亡活动，也无动于衷。阿炳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按照现时代的标准，他的学历不会超过小学三年级。他在音乐上的听觉，仍旧停留在古老中国的民间乡里。他的音乐内容和实践，是离“煽动性”这个词最远的。理解阿炳的另一个关键是：他本来只是一名流落在中国民间的无名艺人。像他这样一名艺人，很有可能，在旧时代的中国各地市井乡镇，数量也有很多，他们的存在，按照某一类中国艺术的观念来看，本来就是不入流的。阿炳所代表的那样一类无名艺人，历来受到中国所谓的正史的歧视。在某些人，甚至可以说，很大一部分人的眼睛里，完全因为阴差阳错，我们今天才坐在这里，聆听阿炳的音乐……。“文明建立在秩序和牺牲的原则之上”，布罗茨基说。阿炳所代表的不是秩序，而是后者。他的创作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与普通中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气息，“使他沦为时代的孤儿”(布罗茨基语)。因为从外部环境而言，在一个大动荡的年代里，一个如1890年—1950年之间的中国那样的乱世里，普通人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时世如同泛滥的江河，使挣扎其中的无辜百姓在一大片惊恐的呼号和无人理会中四处出逃。阿炳的生活，却牢牢依附于这种普通人对于其命运的感受，他无意中运用音乐记录下这一遭遇。从天翻地覆的中国乡村到最热闹的街市，他成了那个时代在情感上最为明晰的见证，包括古老中国的伦理、审美、智慧、道德上的变革的见证。阿炳在世时的年代恰好是中国在最近一千年里发生最大变革的年代。他琴弦上奏出的是真正的乱世之音。他自己也最终被这时代的大漩涡卷走了……“这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歌，说到底，是重建的时间。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