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可能

转自：PCPOP

“林志玲热”是台湾二○○四～五年的一个重大“现象”(phenomenon)，说它是现象，因为它扰动的场域不只是媒体而已，甚且还动员到经济、社会、政治、性别、外交、网络等各领域的资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全台湾人都认识了她，这种龙卷风暴式的走红模式，在台湾历史上可说绝无仅有;而且，虽然媒体很快地推出“林志玲接班人”，但我们迄今仍丝毫看不到“林志玲热”有任何消散的征候。

林志玲为什么能爆红？她，还会继续红下去吗？她的走红，对我们一般人的意义是什么？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能扰动全社会的现象，常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绝非偶然，在“林志玲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注意三个互相影响的变数：“明星”（celebrity）、“社合”（society）、“情境”（situation)。一个明星，通常只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才能获得社会中特定社群的认同，从而造就大规模的集体动员，而如果这一个明星聪慧得可以与支持她、眺望她、看守她的社会（通常是一组经济和文化的“新阶级”）与日俱进，这一个现象就可以转变成更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culture movement），上个世纪六○年代的美国杰奎琳·甘乃迪、九○年代英国的黛安娜王妃，都分别在美、英社会对抗旧势力的年轻人支持下，成为全世界历久不哀的符号明星。

而我们很有理由相信：“林志玲现象”正是台湾出现最大规模时代权力交替的征候，“美女林志玲”扮演的角色，正是一批年轻新阶级自我认同、自我激励、自我团结的文化符号，“林志玲”不过是这群人“理想化自我”的化身与代言人；林志玲的走红，与其说是她个人的美丽使然，不如说是她“代言”（symbolize)了一个新阶级所自许的所有新价值，她的走红，来自这群新阶级在社会各角落为自己怀抱的新价值奔走、动员、推广，换句话说：是年轻的行销经理、大学生、新媒体人、新创业家、新官员……在无数社会实践（practice)中“投自己一票”的结果。

先看情境。在这个时间点上，林志玲从事模特儿工作已经超过十年，代言过十余种商品，事实上，她已经是产品发表会上吸引摄影记者目光的宠儿，但始终没有人知道“林志玲”就是这位美女的名字，她由“beautiful nobody”变成“glamorous somebody”，转折点正好就是总统大选后蓝绿相争的社会不安时刻。

如果你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网络搜寻系统，可以明显发现：“林志玲”的新闻是在三一九总统大选投票日后，才快速增加（此一时间点前、后八个月的新闻数比例约为一比三十，以林志玲为标题的新闻数，则更成压倒性对比），甚至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五位凯渥模特儿新书《凯渥名模美丽宣言》发表会新闻中，《中国时报》的编辑也是用“王晓书等名模美丽出书”的标题处理，而非以林志玲为新闻主角（换成今天，出版商一定只会用林志玲，其他四位可以靠边站了），可见在总统大选前，林志玲根本处于“未红”状态。

回答“为什么林志玲在这个时间点上陡然走红?”，是解读“林志玲现象”的关键。在此第二个我们观察的因素，不妨回到二○○四年四月时的“明星林志玲”个人身上。

和过往台湾人熟悉的美女比起来，林志玲当时有几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媒介形象：

　　一、她有相对较特殊的高学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旅外的学历）、双学位（“西洋美术史”和“经济学”，结合“艺术”和“知识”两个最“in”、最对立的概念），打破社会概念里“美女和知识天生有距离”的惯性理解。

二、她有相对较高的身高——在台湾熟悉的美女经验里，一七○公分似乎是个关卡，超过此一尺度的美女通常较不灵活（身体的、才智的），一七五公分、伸展台上动静自如的林志玲，是个显著的突破者。由身体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高大却灵活的身体，通常意味着这个人物更有心灵自我控制的强度。

三、她有异常柔软的个人仪态——面对镁光灯，林志玲有着少见的“缩小自我”的谦逊姿态。这种相对低调、内省般的特质，辉映着前述两项的强势天赋，组合成一种公众人物罕见、极其特殊的优雅和从容。她不会急着召开记者会反驳，不挑衅、不对铳、不制造新的修辞；这种“去语言化”的互动策略，既与叫嚣的成人世界、喧闹的青少年社会脱勾，也同时勾勒一种新鲜的明星价值。

林志玲的美丽当然不用多言，但美丽的女人比比皆是，林志玲真正出众的是她的“知识经历”、“身体”和“风格”，是这三点，让她在台湾蓝绿相争的乱世里，让受苦于政治争斗的人们，在相互咒骂的报纸版面与电视频道里，发现了一块清新呼吸的空间。很快地，媒体人、商人、政治人就嗅到了这块空间庞大的经济产值，各种资源争相投入（由扮演日本观光大使、代言国际品牌浪琴表到主持金马奖），促成了她无人可及的磁吸力

第三个角度是“社会”。三月总统大选的乱局，提供了林志玲成名的时空条件，但这只是社会情绪的短期需求而已，林志玲能一直红到现在，红的版图由影剧版扩张到社会版和要闻版，红的广度由台湾到中国与香港，说明我们社会中有一群集体，不仅只（藉由媒体）消费林志玲身上短期的清爽和无争而已，而且还进到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认同”（identity）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里。

准确一点说：我们清楚感受到社会里有一大群人成了“林志玲迷（fan)”、“林志玲选民（voter）”和“林志玲族（tribe)”。

　　“群迷”（fandom）是感性的，无视明星的负面新闻而矢志追随，是构成明星魅力的基础(譬如裴勇俊迷)。“选民”接受明星的感性召唤后，会持续地与明星的价值观进行对话，具备较大的广度和持久力，但一旦明星的某些“生命政治”主张（“环保”、“弱势同情”、“动物权”……）受到选民质疑，他们也会集体掉头而去（例如酒后驾车的艺人永远只有一迷”，而没有“选民”）。

然而，“群迷”和“选民”的经济产值都是相对微弱的，由“族群”概念所描绘的社会风格部落认同，才真正是明星经济学里的“杀手应用”（killer application），道理很简单，因为经济产值的主要产出者、明星动能的维系者，并不是明星，而是风格部落里的你、我、他。看看九○年代初的“麦当娜族”、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的“滨崎步族”、今日苹果电脑的“ipod族”，这些部落族裔在每天的生活里“装扮”自己、“消费”部落文化商品、“推广”部落首领的概念，并且以“时代新哨音”的福音者自居，号召更多的人加盟，当新明星淘汰了老明星，新兴部落族裔则是在意识型态或文化的主导权上，驱走老旧的当权派。

在“林志玲现象”里，我们应该可清楚看到这“星光权力”的转移——林志玲超越了萧蔷，而“林志玲族”则淘汰台湾的“四十岁时代”。

在四十岁以上的台湾社会，萧蔷曾是万人迷的超级巨星，在她崛起的九○年代里，“美女”和“女强人”的两种符号首度在她身上合而为一，蔚起社会风潮。萧蔷的事业事事都经过缜密的计算，这种社会形象和那个年代台湾ODM电子业发达的管理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相互呼应，也与女性首度大规模进驻服务业高阶职位的职场趋势，有着价值和伦理上的亲近性。

但无可置疑地，萧蔷和四十岁时代的管理理性，都不再是当今新的全球化时代所向往的价值。和林志玲出身背景相仿的新时代，诞生在台湾首度富裕、解严、国际化的时代格局里，他们有较佳的学历、较好的英文技能、较多的国际化经验，也有更多的自信与自我实践的渴望，换个语言说：他们是台湾最具个人主义信仰的一个时代。

林志玲平时的态度非常谦卑，但在专业当模特儿时，走路的架势与神情展露了高度自信和霸气，这是一种混合着生活信仰、身体维护、处世策略和美学感受的自信风格。台湾的全球化新时代或许难以像她一般美丽，但对这种“美学化人生风格”的向往，毋宁是有志一同的。而当四十岁以上时代更热衷于蓝绿终极政治主张的对决时，新时代就在林志玲身上找到了认同与反抗的施力点一成为“林志玲族”的一员，代表着坚定自我价值、确认自己并不孤独，我们也可在林志玲和萧蔷的兴衰更替里，发现到此一族裔的“替代性的胜利”。

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就更可方便地来评估：林志玲还可以红多久？而如果要能持续走红，她和社会可能的新关系，互动会是什么样态?蓝绿互争的“情境”使林志玲走红，看似时间的偶然，但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已茁壮的新时代迟早要选定他们的代言人（正如制造业时代选择了萧蔷)。但林志玲能否持续走红的关键，则要回到社会与她对应的新阶级关系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