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可能

这些天重庆发生的一切，让我想起2008年清明节后，去重庆璧山开了一个会，回城后顺便采访了当年“文革”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8.15战斗团的司令陈万明先生。陪同他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我仰慕已久的“文革”研究者何蜀先生。
我们在大渡口一个茶馆摆了半天的“龙门阵”，大渡口区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所在地，陈万明当年是重刚特钢厂的工人，硬邦邦的产业工人出身。虽已年近古稀，但精神头很好，腰板挺直，说话声音洪亮，举手投足间还能看出一丝当年“工人领袖”的风采。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面发动“文革”后，你要站出来拉组织造反？真实的意图如何？
他说当初他和多数起来造反的工人，确实是怀着朴素的感情，痛恨官僚主义，相信毛主席领导他们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他说起在特钢机修厂间当工人的经历来证明此言不虚。
子 陈先生说，他是积极分子，工会小组的负责人，一直想入党，但就是因为脾气倔，领导不喜欢，迟迟进不了党组织。说“四清”时，群众开始非常拥护，赞同工作组的做法，一些车间、工厂领导“下楼洗澡”。可最后草草了事，那些洗澡过关的领导官复原职，回来立马报复群众。做工会小组组长时，参加劳模的推荐，可那些真正好好干活、任劳任怨工人，推荐上去，领导基本上给否决，而命令我们推荐那些事迹不过硬、但领导喜欢的工人，这些人参加劳模会前，领导才让我去整一个先进材料。因此，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我认为很有必要，要揭露问题，让党更加纯洁。
他接着讲了自己如何风云际会成为重庆两大派系之一的负责人，他最风光的时候是担任四川革委会常委，每次出去，后面都跟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
众所周知，重庆是“文革”派系武斗的重灾区，问到“8.15”和另一派“反到底”之间武斗的残酷，他先是沉默，后来说，凡事都是一点点发展，最后到了谁也不可控制的地步。他和何蜀承认“武斗”的源头是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群众大会，两派组织为争夺话筒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但这次还只是拳头和木棍交往，没有死人，伤了好些。但后来越来越升级，军火都用上了，双方杀红了眼。人在那个环境里，总相信自己代表的是正义一方，看到战友死了，就会想一定要去报仇。那真正是“亲不亲，路线分”，昨天还在一起聊天的工友，第二天分属两派，战场上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由于重庆军工厂众多，武斗的后果惨得狠。造枪的建设机床厂由“反到底”控制，造子弹的“长江电工厂”由“8.15”控制，此外，造炮的望江、造炮弹的江陵、造战车的长安分属两个派别，最凶的时候，炮艇开到长江江面上，向对方的营垒发炮。
据何蜀介绍，1967年底统计，1500人死于武斗，1968年还有人在武斗中丧生。何蜀讲了个最经典的故事：打活靶。某个属于“反到底”的武斗团队，和“8.15”在街上对垒好几天了，各自守在自己的战壕里。一个小头目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参与战斗，正在给下属剃光头、搞动员。外面壕沟里的“战友”闲来无事，人在这样血腥环境里会变成恶魔，看到街上走来一个妇女，就当成对方支持者，把其当成活靶一枪毙命，后来发现这妇女是小头目的老婆，而他的的小儿子，就在妈妈被射中的那一刻，还在不远的地方捡弹壳。
对于往事，陈流露出悔意，此前他还和另一派的头目一起去重庆红卫兵墓园凭吊死去的亡灵。不过他认为自己被卷进“文革”和武斗，是被利用了。从重庆“文革”开始，重庆和四川的高层就插手不同的派别。武斗最凶的时候，军队并没有乱，只要中央下决心，完全可以制止住悲剧的。
“文革”结束后，老陈被当成“三种人”关了几年。受过一番牢狱之灾的他终于活明白了。1989年那个夏天，他在本市读大学的儿子也是热血沸腾，要去重庆会堂请愿，他让老婆火速去学校把儿子拽回，告诉儿子，这样的把戏，老百姓玩不起，最终吃亏的是小老百姓。对自己的晚年的境遇，他仍然愤愤不平，指名道姓地说某位大官，我是三种人，他参加“联动”就不是么？可不照样得到重用么？没办法，人家出身不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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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的故事还真多呢。

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文中“建设厂”原址的一小部分

建设厂已经迁走，成行的厂房只剩下基墙，一如1945年的柏林；

从谢家湾轻轨站望过去，越过厂区旷野的旧址，目光会被远处的几栋高楼挡住，那是和贾樟柯《二十四城记》同名的华润二十四城一期。

因为其捆绑了刘希娅的谢家湾小学总部，据说房子卖的贼好，连我的经理——一个年收入60多万的平安保险部门经理——都哭着说买不起。

看来我暂时还是不要想了。只盼着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楼下的谢家湾小学旧总部不被刘希娅卖掉吧。

感谢这个时代，脚下的血迹尚未干涸，头上的天却快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