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
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
出处: 经济观察报 日期: 2002-05-13
■本版撰文 黄继新
什么是波希米亚?
答案很简单: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1918年以前还由维也纳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今天的波希米亚在捷克共和国境内,布拉格曾是波希米亚最大的城市,现在已成为了捷克的首都。过去数百年中,波希米亚常常被卷入欧洲几大政治力量的争斗之中。二战以后,作为捷克的部分,这里仍然是东西欧两大阵营的交冲之处。许多世纪以来,布拉格一直是中欧重要的文化中心,其音乐传统尤为源远流长。这,就是地理上的波希米亚。
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和杨纳切克等作曲家,以及作家哈谢克(小说《好兵帅克》的作者),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波希米亚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有波希米亚气质。事实上,我们常说的波希米亚,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个真实地存在过的国家,它只是存在于我们的脑中的一个概念,是真正的波希米亚被我们误读了的版本。而在英语世界中,这笔糊涂账一直可以算到莎士比亚的头上。
人们认为波希米亚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家园,这种想法源于另外一个对真正的波希米亚国的误解,因为人们也一度认为这里是吉普赛人的故乡,却忽略了吉普赛(gypsy)乃是埃及(Egyptian)的同源词。1843年,迈克尔·威廉·巴尔夫的著名歌剧《波希米亚女郎》在伦敦首演时,波希米亚一词就已经是吉普赛的同义语了。当时,“波希米亚人”泛指一切四处漂泊的流浪者,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而真正将这个词与艺术家结合在一起的,是巴黎诗人亨利·缪尔热。
1849年11月,缪尔热曾为《海盗》杂志撰写的关于巴黎拉丁区的小说《波希米亚生活情景》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在Varietes大剧院演出,结果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由此便在人群中掀起了对吉普赛式艺术家的崇拜之风。缪尔热的小说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生活的范本。
在缪尔热的笔下演进和发展的波希米亚精神包含了哪些元素呢?
首先,波希米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它崇尚个体想象的力量,主张将艺术信仰世俗化。正如早期的基督教一样,波希米亚也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异教徒。这里所说的追随者是那些得到了上天的点化、拥有强大想象力艺术家,而异教徒则是在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后、在大规模商品生产中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对艺术家们来说,后者是物质至上、缺乏想象的一类人,这些平庸愚昧的人永远生活在波希米亚的国度之外。缪尔热让人们牢牢地相信,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正是用于判断是否具有波希米亚气质的标准。在他的波希米亚国度中,艺术的创造不如艺术的形式感来得重要,《波希米亚生活情景》更加推崇的是吉普赛式的艺术家生活,推崇自由思想者的群居体验,而非艺术成就。
缪尔热还将“波希米亚人”的涵义拓展到了具有反传统和反体制精神的艺术家。在他进行小说创作之前的二十年里,这样的一些特征就已经出现在巴黎了。但由于在这个新时代之初的人们,尚未从混乱的物质环境中理清头绪,因此缪尔热本人可以算是第二代波希米亚人的代表,他所描绘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缪尔热说,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只存在于巴黎。的确,19世纪的英国虽然也出产了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鲁拜集》的译者)和韦达这样的怪才,罗塞蒂兄妹和威廉·莫里斯这样的唯美主义者,以及离经叛道的斯温伯恩和王尔德,但是对于整个英国来说,这几个波希米亚分子都只是特例。英国没有真正的波希米亚运动,也没有波希米亚聚居地(直至布鲁姆斯伯利出现)。安德鲁·朗在其文章《法国波希米亚三诗人》中指出,英国的大学生普遍来自上等或者中等阶级家庭,从来不知道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生活。英国学生也许会像雪莱在牛津时那样撰写宣扬无神论的小册子,也许会像拜伦在剑桥时那样讽刺社会传统,也许会一面在信念上背离正统、一面在行为上奢侈放纵,但是他们从来不可能过上那种白日混迹酒馆、夜晚宿于阁楼、以裁缝为妻、以面包屑果腹的穷苦生活。
事实上,就在《波希米亚生活》登上舞台的那一年,法国一名作家就写道,波希米亚就在巴黎的“塞纳区”,它的“北边是寒冷,西边是饥饿,南边是爱,东边是希望”。
法国小说家阿尔色纳·胡塞宣称,只要巴黎还有诗人,波希米亚精神就不会死亡。组成了波希米亚人的主体,就是各种各样的画家、音乐家、演员、诗人,以及拉丁区里的准小说家、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自命不凡的潦倒画家和徘徊在文化圈外的纨绔子弟。
19世纪是波希米亚的黄金年代。但是随着19世纪的结束,波希米亚精神也开始日渐衰落。这群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逐渐遭受到大众的抛弃,人们不再爱听艺术青年们整日坐在咖啡馆里夸夸其谈。波希米亚气质虽然还能在学生们的身上看到,但是成年人们却不能再靠空谈艺术天赋来混饭吃。
然而,《波希米亚生活情景》并没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收场,在一战后20年代的巴黎,波希米亚风卷土重来。在二战期间再次经过一轮衰竭后,我们又能看到这股潮流在1945年之后的兴起。出于对战争时期的严酷和简朴的反抗,波希米亚精神表现在了战后女性时装对传统的挑战上。乔治·桑第一次穿上男性装束时曾让世人惊呼,但现在长裤已经成为了女性时装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风潮在男性装束上的表现则走得更过,超越了以往的尚美标准,加入了更多的女性气质。60年代的嬉皮士赤脚露足、披头散发,用鲜花和铃铛装饰衬衣,将迷你短裙和太阳镜染上迷幻色彩,一如19世纪30年代的Bousingo;那些吸食致幻剂LSD的年轻人们,则与19世纪40年代服用印度大麻的人别无二致;而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则和当年的青年法国运动如出一辙。这一切行为都似曾相识,时代背景也大抵相同。
和19世纪30年代一样,今天仍然存在着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无力填补的真空地带,今天也不可能再有一场东征运动来吸收这么多的剩余能量。但是今天依旧需要人们自我主张,需要人们寻找地方来释放能量,依旧有时刻准备着起来反抗权威的青年学生。
http://news.beelink.com.cn/20020513/11047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