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可能

江南笔记(二)

作者=邹波

张氏与刘氏

第二天雨仍然没有停，整个南浔古镇都发出霉味，木头自己在歌唱，又仿佛是有人走在它上边——甲板上的小镇。

车夫唐师傅既然并不在老地方，我就步行。

我竟然对这里熟悉起来，无穷的游廊，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比伞奢侈多了，上帝之手无处不在，雨测试着这个小镇，看那些阴影是虚幻的还是真正的屋檐，水滴被栏杆沾住，突然开始缓慢地滚，自鸣钟吸引我去寻找声源，却忘记了数时间。

自鸣钟将我引到了镇上的丝行棣，钟实际上隐藏在继续往南50米的地方，丝业会馆正在装修，据说不久就要开放，门口故意挖了一个壕沟，仿佛是阻挡访客——这是“商业秘密”，看门的老头告诉我——目前，南浔各个文物保护单位的产权和开发权仍然是扑朔迷离。

除了劳动着的江西装修工人，自鸣钟是还没有被旅游业激活的丝业会馆里唯一有生气的造物，它想来应该是摆在一个大厅里，或是一间密室，能量却大得像贡布雷教堂的钟，小镇到处都能感觉到那声响——斯万眼中的“地方心理时间”，又发生在中国的江南小镇。

当年，南浔的丝商在丝业会馆讨论“丝学”，而在湖州的钱业会馆，金融家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经济学。

我从湖州来——这中国近现代的金融业的摇篮，银行钱庄的遗址无数，但现在只是个过路的地方，因商人们最终都去了上海进一步发展。

湖州的衰落还伴随着中国旧式钱庄的衰落——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实行法币，钱庄就不行了——以银两光洋典当为基础并且利息制度极不合理的钱庄体系失去了兑换利益，逐渐为银行所取代。而在离此100公里的莫干山，金融方面缺乏天赋的蒋介石屡次召开了不成功的经济会议，最终发行了金圆券。

目前很少有人在湖州停留了，但在过路的地方闻到香火，人还是忍不住停下来拜一拜，香火代替了真正的人味，会馆并不承担营业的职能，它制定政策，清谈，供奉行业中的先贤，并承担一定的福利与慈善义务，从会馆成员每笔生意中拿出一定的抽头，抚恤金融大家族中的孤儿寡母——它在城镇的中心代替了庙宇，成了香火之源——成为保存原则和传统的地方。它的神有赵公明、关羽、范蠡，以及行业中的已故英雄，商业是多神教。

这雨开始下的时候我正在湖州的钱业会馆，所以我感觉雨就是从会馆的天井里发源的，那从女贞树上的掉落池塘中的是雨的种子……雨开始发育，万物生长起来，春天，江南，风吹响了一切——灯笼，屋檐，钱带子，公文包，字据，笔墨，鹰洋，书，芭蕉叶子，绸帘子，栏杆，八仙桌、假山，铁石，牌位，都打起呼哨，都被吹响了，吹动了，吹乱了……

“乱了，乱了……”——从近代开始，这里就不再坚固——中国近代史给人两大印象：一是缺乏社会正义，二是缺少实业。

江南曾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乌托邦，中国财富的源泉，太湖南岸的丝商由“抱布贸丝”而生巨额资本、生钱庄，或救荒放款天下——但近代以后，江浙财团却趋于保守。

当孙中山呼吁“振兴实业”，靠丝绸生意发家的老浙商却仍在将资本投入封建性较强的产业：比如迅速在外国竞争面前衰落的蚕丝业、盐业、古玩收藏、旧式的钱庄典当业以及即将随战乱而崩溃的房地产……这些东西，不久通通要完蛋，老大帝国的各种基础被釜底抽薪，相比之下，在19世纪末，后起的宁波财团开始将传统资本投向现代银行、保险、工矿、航运等产业，将民族资本逐步现代化。

但我从湖州到南浔，再到各镇之间的“乡脚”农村——蚕桑基地——多少仍有些怀旧的想法——我试图追溯的仍然是江南古老的万物相生的骨牌序列：由桑蚕至于缫丝，缫丝至于绸缎，绸缎则可兑换米与钱，由钱而生富商……由富商而生慷慨与挥霍纵欲，又慷慨而生文化赞助,慈善救生——由挥霍纵欲而生各种闹剧与悲剧……

南浔这个由贸易而生的江南集镇，在近代，集中了中国最富有的一批的丝绸商，他们鼎盛的时候，资本可抵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人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象”指财富在一百万两以上的，“牛”指五十万至百万两之间的，“狗”指三十万至五十万两之间的。

古镇中部的丝行棣——自鸣钟将我引至的地方，正是大小丝商交易的场所——太湖南岸无数个集镇中，南浔因其贸易价值，仿佛格外受保护。

江南典型的“镇”是由集市而生的行政单位，本是完全的开阔地，一个水道的枢纽，一个交通便利的内河岛屿，没有边界，因为传统上没有人打仗会想去占据一个市场……但到了元末张士诚的时代，人们仿佛意识到攻占和保有市场的重要性，犹如后来讨袁联军攻打江南制造局那样的工商业单位，在富庶的江南，社会实体由人口聚居的县城逐渐转向了商业为核心的小镇，张士诚占江南为姑苏王之后，竟然在南浔修筑城墙。“必须保卫市场！”——张士诚当年可能这么动员将士。

“八两，八两”——这个清脆的声音每日回荡在如今成了菜场的丝行棣，固有的天棚贴切地象征着这个曾受到城墙保护的古镇，后来城墙退化为栅……

有了边界和城墙的镇，说话声都仿佛发出嗡嗡的回响……“八两，八两”——我在江南的菜场，唯一听得懂的是数字——这个声音让人一时恍惚，不知道是在说钱、菜、猪肉、米，鱼，新生儿的体重还是蚕丝、茧子或者银两……一切可称量的东西，都可以彼此兑换，兑换……

“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财富，经过不断的兑换，早已面目全非。但这其中最传奇的，要数张家和刘家……

我记得昨天寻找旅社的时候，曾莽撞地拍过一户人家的门，百间楼那边无数幢雷同的房子中的异类，高宅大院，防火墙特别高，门口停着不知从何而来的宝马车，我以为是青年旅社，拍了几下，没有人应，连狗也不叫。白天我再来，才知道是张静江故居。

张家是“四象”之一，光绪年间靠丝与盐发家，至张颂贤这一辈，达到鼎盛，其孙张静江，年轻时正是满清末季，思想上已完全反清，张一边赴法留学，一边将家族资本转移到巴黎开设通运公司，经营中国古董与茶叶，成为张謇之后最成功的中国外贸商。

自张静江与孙中山在海轮上见过一次，他就把参与国家革命的全部赌注押在这个文弱的人身上。

孙中山至少是他见过的最正直无私的人，也充满道德勇气，在革命低潮，当孙屡次蒙难，被人坑害，连黄兴这样曾经最卤莽的刺客都动摇，看不到“决定性的力量”，试图与军阀妥协，多次发生起义冲锋到一半就退缩的事件，白白牺牲了许多先锋——张静江却仍坚信孙中山“就是那个人”——通运公司在后来的数十年间，成为国民革命的钱柜。

张静江的资本几乎完全投入了革命，在南浔的旧式丝商中是个异数。

国民政府是张静江青壮年时经验的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此后，他没有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其他可能，他成为国民党的元老。

张静江与孙中山一样，过早地，在革命甚至还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在民权、宪政的模式还没有初步建立的时候，竟然在思考中国建设——孙中山是个珍惜空闲的人，他喜欢利用革命低潮与政治不可抗力横行的黑暗时期隐居着构思中国未来民生的蓝图；而后来位至财政部长的张静江，每有和平的间歇，也试图发展发展经济与实业——创办煤矿，兴修铁路，继续“保路”，举办西湖博览会——当中国根本性的问题仍在通过血与火的方式来解决的，张静江却在浙江治理腐败，治理吸毒和赌博，修补既成事实般的体制,马寅初是他赏识的年轻人，但在这位年轻人的印象里：这个充满了矛盾的国民党阁老，始终试图包容军阀、黑社会、流氓阶层、遗老身上的恶，他那貌似忍辱负重的“内幕式的正直”、对“政治正确性”的追求——尤其在征税方面对劳动阶层的无情，都让青年马寅初非常不满……

但张静江自己也曾少年任侠，意气风发，他还在南浔老家习画时，听闻绍兴徐锡麟刺杀恩铭，大呼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思想的暗杀”，后来他在巴黎与吴稚晖创办了世界社，出版了一套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实际上是革命的前史——刺客列传——搜罗了马福益、吴樾、邹容、史坚如、禹之谟的故事——而张本人，作为一个毫无战斗力的跛子，也在37岁时出奇计，以一个文物盒子内藏炸弹，炸死袁世凯的亲信第二军军长徐宝山……

在我的印象里，民国人物，仿佛没有中年，仿佛是从天真任侠的少年突然变成了城府很深的老人——时局让他们无法保持童真，再也可爱不起来，主政的、当权的内心阴郁，开玩笑都是苦涩的——在张静江成年后的每一张照片里，他表情僵硬，他多半是一个坐着的人、一个半躺着的人、一个植物人一样的人……一个在黑夜里戴着墨镜的残疾人——只在与蔡元培或陈英士邂逅时激动得站起来过——他的面目与文艺作品中的国民党中常委的形象非常吻合——一个深陷在历史中的人、怀揣内幕的人，他很少回故乡。

而当我们在南浔继续追溯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发现：张静江虽少时就跛足，却能在南浔狭窄的小巷里骑马奔驰，他遇事尽量不下马，直至进家门，穿堂入室，才暴露：他的皮鞋在鞋与脚底之间有一个木块，类似女人缠足所用的黑高底，为了补偿脚的畸形——他的脚据说儿时因一场大火摔落而伤足，继而发展成为骨痛病而变形——后来病灶继续发展，一直延伸到整个下半身，连马也无法骑了。

所以张静江痛感木质的古镇在大火来时的脆弱，1887年，光绪13年，张静江11岁，南浔又接连发生两次大火，张静江于是发起在本镇成立救火队，引进先进“洋龙”救火。

许多文学作品可能都写错了……“走廊内传来手杖点地的“笃笃”声时”——张其实早就瘫痪了，拐杖对他根本无用，有谣言说，那是在巴黎，应召女郎使他进一步瘫痪……

此刻我在张静江的故居，它虽然高大，但是破败，而且并不豪华，只有巨大的匾额和题词让它显得肃穆——故居有着强大的中和作用——当你身处其中，你感觉到：一个再复杂的人物，再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的故居，都更倾向于成为传记主人式的英雄，他是善的、真的、美的……谣言诽闻被屏蔽，我们在墙角看到他童年的影子，墙角的一个洞，在少年的幻想里，它通向巴黎。

如果我要在南浔拍电视剧，我一定会再现那个镜头：古镇那河边的游廊，汽车甚至人力车也到不了的地方，少年张静江也纵马跨过，那形象适合成为一个贯穿起万物的主人公——整个南浔都是他的家，毫无阻碍……

但有一个地方——当张静江到那里，他骑马的速度必然放慢，甚至有可能遇到障碍，一把大锁，虽然没有下马石，那气氛也要求他老远就要求下马，那并非官府——镇和县城不同，镇上没有官府——这是一个藏书楼。

当年，小镇的另一端，南浔的大家族在举行西洋舞会——这些公子小姐比张静江更洋派，更奢侈；而在小镇的这边，“四象”之首的刘家同代人则留着清朝的辫子，安静地刻着书。

刘家的藏书楼门禁果然是森严如衙门，鲁迅来买书，吃了闭门羹，那个门房，“一个小方洞……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告知：（1）账房不在；（2）明天再来；（3）书卖完了；（4）书不卖了。

现在书楼没有了锁，门前的牌子显示：嘉业堂藏书楼隶属于浙江图书馆，你可以畅通无阻地游览，穿过拱门，转几个弯，在怪石嶙峋的池塘边留影，然后拐入藏书阁，观看建筑，隔着两米远的距离，观看那些黑色雕板——进门右手那间屋，有四排书架，放满黑色的雕板，每一排包括了一本书的全部内容，依次为宋版的蜀大字本《史记》，白鹭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的《后汉书》、大字监本《三国志》——我从没见过那样铺张的书，一一摊开，那样会用光世界上所有的平面……它们的体积感压得人心里沉甸甸的……私人刻书，择其善本而刻，在民间复制书籍完全无约束的时代，这些书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保存了下来。

我在栏杆外，不是在阅读那大书，而只是在观看——这让我失望，我本想既然书楼历经了时代变迁，甚至日军来了也终究没有动它，它总该保持着它的基本功能：图书馆。

即便是在“八·一三”之后，江南大量书楼被毁，南浔遭到轰炸，书楼主人刘承干来不及转移藏书，日军又进占书楼，出入放肆，这个书楼的藏品还是意外地保存了下来，原因至今是个迷。

根据项文惠先生在《嘉业堂主——刘承干传》一书的搜罗，可能的解释有以下几种：（1）刘家得了两块溥仪赏赐的牌坊，适值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日军给了他面子；（2）日本藏书家松崎鹤雄请求日军杭嘉湖司令牧次郎保护嘉业堂；（3）适逢汪精卫伪政权上台，有遗老委托汪向日本人说情；（4）说日本人懂得藏书的学问，而刘承干故意运走了每套的书第一卷，日本人于是觉得藏书不全，没有收藏价值……但这些解释，都不大有说服力，且我也对倭寇的心理毫无研究兴趣。

解放后的嘉业堂藏书楼如公私合营般划归国家管理，号称官方图书馆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它的功能应该继承下来，我们可以废弃一个皇宫的功能，把它完全变为旅游胜地，但我们也完全可以延续一个古老图书馆的功能——我想借书，读书，我抛弃观光客的心理，我必沐浴、更衣、不携妻子童子好友、孤身一人、怀着肃穆的心情而来，我设想我和其他的游客目的不同，我是带着一个具体的历史学的问题，来查阅《永乐大典》，我急切地要将中断的知识接上，我要在此居住，用楼主布施的膳食——仿佛是一个阿斯台克人的后裔，在博物馆的藏品里里发现了他故乡的一个街角——他要生活、阅读，而不是观看。

如果不能在这里继续读书，不如重新锁好，这是所谓“休闲旅游”这种行为的最高境界：到了地方却不进去——即使不需要知识的人，看到那森严的堡垒，也会感到神圣——那里有书在代替他们思考。而当我继续在中国寻找至今仍然在起着作用的古代机构、组织、甚至一个没有中断效力的誓言——只要对当代生活无害——但我只在一些帝王的陵墓周围找到过一些守陵人后代的社区，在古天文台上找到一个仍然在被使用的木制行星量具……

这里已经没有了图书管理员——嘉业堂藏书楼最后一个堪称图书管理员的人名叫汤福璋，他虽未真正碰到过一个像鲁迅那样来买书的人，但他在文革时期全力保护了藏书楼。

当红卫兵来查抄书楼以及旁边刘家小莲庄，他们发现：所有的墙壁、碑帖、书架的表面甚至书的外壳，都铺满了毛主席的语录和头像，那也许是汤福璋做过的一次最花工夫的装裱工作，红卫兵什么都动不了，他们走后，汤师傅又小心地将领袖的痕迹剥离……后来，汤师傅从书楼摔下，断了腿，60元的医疗费仿佛解放前所欠的旧账，至死也无法报销。

这里也没有了书，除了用来作为旅游资源的那些雕板——但追踪书的流向，也许比追踪资本的流向更容易，书始终是书，不可继续分割，而且可喜的是，你发现书并未丢失……嘉业堂鼎盛时期1.3万种、18万册、号称60万卷的藏书最终有着清晰的归宿：分别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澳门中央图书馆等机构收藏。

南浔刘家，发家的一代是书楼主人刘承干的爷爷刘墉——南浔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错误地热过一阵”，因为许多人把他当成了“刘罗锅”——南浔的刘墉，以丝发家，诀窍是越过运输商，自己高水路物流，在上海建立仓库，囤积居奇——刘家第二代锦藻是完全的读书人，开始完全的消耗财富。

到了第三代，财富大部分由孙子刘承干掌管，这个通过过继拥有两房财产的“傻公子”，将蚕丝变成的钱大部分化为了书。至于刘氏其他的财富的流向，除了目前这些产权模糊的作为地方政府旅游资源的私人庄园，唯一能寻找到线索的，是“刘湖涵奖学金”——金额100多万人民币，面向上海的教育界，但这笔钱很难说是由蚕丝而生的“旧钱”，它很可能完全来自于刘家海外后人的劳动所得，他们之中有宇航员，飞行员、化学家、艺术家、好莱坞摄影师……

与张家高度社会化的生涯相比，刘家维持着私生活的封闭，尽管嘉业堂的书一度完全开放。

小莲庄前文物保管所负责人童立德先生最了解刘家，他和刘家的许多后人保持着单线联系，刘家后人似乎非常警惕世人对其故人有任何轻率的评价，童立德先生也仿佛保守着非常多的秘密——“刘家数代其实充满了故事……但现在还不是写刘家传记的时候”，童先生说。

童还向我比较了张静江和嘉业堂藏书楼主刘承干的差别：

张静江生于1877年，激进，刘承干生于1882年，复古——刘承干建立藏书楼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继承其父刘锦藻为亡了国的清朝续写“清史”的工作，以清朝史官的口吻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其时正值国立“清史馆”的工作由于军阀当政与高层学术腐败而日趋衰微，民间遗老也鲜有心怀前朝者，然刘家对朝廷的忠心，有那经清室三代皇帝对刘家三代人的考察之后三次审批才得以修造的牌坊为证——刘承干对故纸堆的激情，只有庄廷龙那样的杀头下场可匹配，好在民国的文化政策是：只对比其更激进的发难，不对比其更保守的东西实行“文字狱”——当张静江设计刺杀徐宝山的时候，刘承干正顶着辫子，在上海过着享乐生活，10年之后，他仿佛猛然醒悟，变卖了上海的房产，回到老家，安安静静当起了图书管理员。